杨剑龙: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在全球流行的背景下,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进行研讨,是十分有意思和教益的。加缪在1947年创作了这部作品,其实他最初是将鼠疫作为一种象征,象征当时德国法西斯的残忍与非人道。加缪在创作之初,查了很多有关鼠疫的资料,他将这场在虚构的奥兰城里鼠疫的发生与流传、人们与鼠疫的斗争等,都描写得十分生动。小说开篇引用了丹尼尔·笛福的话语:“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1]当时的加缪在疗养院养病,他用养病的“囚禁生活”描述鼠疫流行的囚禁生活,他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将鼠疫流行和人们的心理心态都描写得特别生动深入。

我们今天来读这部长篇小说,有点身临其境的感觉。小说描写老鼠的死亡、鼠疫的流行、患者的死亡、医生的诊治,小说刻画了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与鼠疫作斗争的人物的性格,包括志愿者塔鲁、政府职员格朗、记者朗贝尔、神甫帕纳卢、老医生卡斯特尔、酒代理商科塔尔。小说也描写了鼠疫蔓延时的封城,记者朗贝尔最初想尽办法离开奥兰城,后来却决定留下来与里厄医生等人一起投入与鼠疫的斗争中。加缪早年研究哲学,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加缪的人生十分曲折,他的父亲在他一岁时去世,依靠残疾的母亲做洗衣工养活。当前处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全球流行的时候,我们研讨经典名作《鼠疫》,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叙事角度与叙事方式

张子扬:加缪的《鼠疫》围绕一场席卷奥兰城的鼠疫为中心,通过对身处其中不同人物形象的刻画,来呈现在这场灾难漩涡中各色人等的精神状况,讨论人的存在价值。小说以疫情发展为主要线索,整个故事没有错综复杂的逻辑曲折,更像是一部写实的报告文学。在情节的安排上,一方面,作家通过快速的叙述节奏,特意去增强事件发展的紧迫性,由此使得读者的阅读心理愈发紧张。“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1]209故事从此开始,作者通过简约的叙述,衔接随后逐渐变得紧张的一系列继发事件,描述了疫情即将发生时的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另一方面,在奥兰城被封锁、沦为孤岛时,物理时间的停滞使作家的笔集中到对人们孤独感和流放感的细腻刻画,在灾难中,人们丧失对物理时间的掌握,从而产生空前绝望的情绪。这场惨烈的瘟疫像是一张从天而降的巨大黑色幕布,在这一背景下,每个人面对鼠疫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道路选择又构成了整个情节结构的各个支线线索。

宁清如:加缪的《鼠疫》描绘了鼠疫流行中奥兰城人民的生活。故事情节主要有两条主线构成:一是通过里厄医生的声音叙述抗疫情况;二是转述塔鲁日记记载的奥兰日常生活琐事。小说表面上呈线性结构,从4月16日至翌年二月,历时性再现了鼠疫从开端、发展到高峰、结束的全过程。实际上,封城后一直到二月城门开放,叙述者只是对每一阶段的情况作总的叙述,并举具体的例子。为了故事的连贯性,作者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常常以给人物作特写的方式,展现共时维度中囚禁者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的选择与行动。鼠疫更像一个舞台,在这个封闭的、孤绝的舞台上,人们的分离之感、放逐之感油然而生,产生了埋怨、恐惧、焦虑、反抗等情绪,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崇高与伟大都得到真实的演绎。

孙仪:我从叙事的角度谈谈《鼠疫》的阅读感想。第一,小说运用了第一人称为作者的全知视角,作者以客观的描述、主观的情感和议论串联起整篇小说。第二,也运用了第三人称的限制性视角,主要是通过里厄医生的眼光和知识分子塔鲁的笔记两个方面的叙述。首先,里厄医生的视角选取独居匠心,作为第一线直面疾病与死亡的医生,使读者身临其境地真实感受人物复杂的心理,凸显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其次，以知识分子塔鲁笔记的视角补充描述各种人等的不同反应。丰富的叙事视角带来不同的声音,产生某种“复调”效果。小说还运用转述的方法。如第8章里厄医生听公务员格朗转述了解科塔尔的为人,这种转述的方式会呈现一种真实性与在场性。第2章是在里厄医生的视角下,所有主要人物都集中密集出场,之后的章节中在叙事中不断完善各个人物的形象塑造,像茅盾的《子夜》通过吴老太爷的葬礼、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则通过舞会,将所有主要人物推出。该小说将荒诞融入现实。鼠疫作为隐喻表现当时法西斯战争阴影下真实的历史氛围,作为荒诞文学的代表作,《鼠疫》是具有荒诞感的,但是反观现今人类面临新冠病毒的挑战,荒诞感现已变成沉甸甸的现实感。

汪雪冬:《鼠疫》的情节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原因在于它结合了多种因素,这些因素有人物各自前行的轨迹又像蛛网般相互联系,该小说的情节结构是线状结构和网状结构的综合。从线状结构来说,它是复线结构,可分为明线和暗线:明线是按照客观时间顺序将疫情铺展开来,小说将全部情节限定在一个时间段内；暗线是鼠疫从开始、爆发到平稳、消失的自我发展过程,鼠疫作为该小说的主角之一,它也是有其主体位置的。网状结构是以贝尔纳里厄医生为中心点,通过他接触的各个人物甚至奥兰城人们生活的过程,将小说情节循序渐进地延展开来。这部小说的网状结构有别于传统蛛网式结构,以中心点发散开来的人物是相对独立又同时进行的,他们构成了另一种内在平行结构。小说赋予了每个人物平等自由的选择机会,他们在行为和思想上都有交叉和碰撞,但又是互相独立、各不相同的。

何小丽:阅读小说时,小说的“叙述者”是谁,我最初以为是塔鲁,后来才发现“叙述者”是里厄医生。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将小说叙述视角分为三种:零聚焦,即叙述者大于人物的全知叙述;内聚焦,即叙述者等于某个角色人物;外聚焦,即叙述者知道得比人物少。《鼠疫》通过里厄医生的视角避免叙述那些他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客观地记录下这场瘟疫爆发的全过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内聚焦。内聚焦叙述视角,增加了事件叙述的真实性,从里厄作为医生的视角出发,能接触到更多关于瘟疫的细节,有利于读者理解并接受里厄医生的价值观,认可里厄医生是有着人道主义情怀的英雄。《鼠疫》总体上是采用顺叙的方式来叙述的,小说中也有插叙的部分,比如塔鲁的笔记资料,政府职员格朗的小说创作,顺叙与插叙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丰富了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

冀婷君:《鼠疫》叙事方式的复杂性和叙述视角的跳跃性决定了这部小说的丰富性,小说开头就出现了“叙述者”的形象,使读者进入一种全知全能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中,但小说中间穿插了对里厄医生和塔鲁的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叙述,并根据叙述的需要在各种叙述视角中随即切换,增强了小说叙述的真实性,读者更容易被带入小说情节。小说在结尾处道出“叙述者”正是里厄医生本人,解答了“小说叙述者到底是谁”的疑惑,也让读者从加缪的叙事圈套中走出来。另外,加缪的叙事方式打通了历时性事件和共时性舞台的壁垒,鼠疫的萌生、爆发、流行和消亡是一个历时性的叙述过程,如同一张横纵交织的网。但在小说中,加缪以里厄医生、朗贝尔、塔鲁等在鼠疫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为点,使得人物均匀地分布在“网”上,人物宛如站在一个共时性舞台上,演绎着大灾大难面前的人心惶惶和见义勇为,小说由此建构了广阔又深邃的叙述空间。

二、人物塑造与人物性格

方晓娣:在这部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是里厄医生,他在抗争鼠疫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作为一名医生,他富有仁爱之心和职业道德。小说开篇提到,里厄医生平时会跑遍整个城市的各个地方为病人医治,对于贫穷的病人,例如小说中的哮喘病老人,他一直耐心地去医治帮助他们。当鼠疫来临时,他首先发现了鼠疫的症状,投身于救治病人的最前线,不知疲倦地工作。里厄医生在这场鼠疫中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正视灾难的真实状况,拒绝神父的宗教观念,用行动来阻止疫情的蔓延和恶化。同时,他也在精神上引领着身边的人,塔鲁、朗贝尔等人在其影响下一起投入这场疫情中。在这场鼠疫中,里厄医生足以称得上是有着大无畏奉献精神的“英雄”。加缪用平视的眼光看待这一人物形象,没有突出赞扬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仅仅把他当作一名普通的有责任感的医生,加缪正是通过这一形象传达出人道主义的关怀。

王怡宁:塔鲁是小说中塑造得比较复杂又矛盾的角色。在小说开篇,他以异乡人的身份登场,以旁观者的视角,置身事外地观察这座城市。当这场鼠疫爆发时,他却又积极奔走,提出组建志愿者防疫队。作品以他的一段回忆作为出发点:17岁时,一次随父亲审判犯人的经历极大地改变了他。在庭审过程中,当穿着红色法袍的父亲以冷酷的声调对那个罪犯宣判死刑时,塔鲁没有正义得到伸张的满足感,反而对那个“可怜”的罪犯有了深深的同情与悲悯。从这天起,塔鲁怀着憎恶的心情,关注司法、死刑。他发现自己始终是个鼠疫患者,我们每个人都是精神上的鼠疫患者,他因此而痛苦却寻找不到出路,失去了内心的宁静。有什么路径可以达到安宁?用塔鲁的话说,就是同情他,愿意站在受害者一边,努力为他们做点什么,尽力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塔鲁最终是否获得了安宁呢?我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者为他安排了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结局,鼠疫结束了,塔鲁却成为这场鼠疫之战中最后一个牺牲品。他的死仿佛是对“无法向世界和解”的和解。

王佑安:小说中，公务员格朗拥有三重身份——市政府的小职员、疫情统计者和夜间勤奋创作的作家,碌碌无为好像贯穿了他的全部生活。鼠疫的发生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他积极加入志愿组织。他还有自己的小小理想,每晚为了写出一个令人“脱帽致敬”的小说开头而努力。格朗是生活和事业上的失败者,他没有家室孤独一人,与人交流时总是不被人理解。他为市政府做统计工作,却始终是个临时辅助工。格朗就是这样一个小心翼翼、有血有肉的不起眼形象,而他的人格和境界得到了提高。格朗没有像里厄、塔鲁那样的高大形象,他只是平凡生活中最普通的小老头,却凝聚着作品中众多人的优秀品质,有自己朴素的理想,在苦难面前勇于承担。

华伊悦: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鼠疫》的获奖评语是“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2],可以从这句话来看待《鼠疫》中的朗贝尔。朗贝尔是一名新闻记者,他受委托前来奥兰城调查,临走时城市爆发鼠疫,他多次试图逃离未果。朗贝尔作为一名“外乡人”被关在城里是一种“飞来横祸”,最初他想要逃离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他最终改变了主意,留下来与里厄医生一起与疫病斗争。朗贝尔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集体的感染,最终做出符合自身价值观的决定,这是作家赋予他完美的人格。朗贝尔的转变非常具有真实性,他不是完美、没有私心的人,他做出留下的决定是需要勇气的,人性从本质上而言是伟大而崇高的,在这一转变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薛文卿:小说中的科塔尔是一个典型的精神鼠疫患者,他性格孤僻,爱看强盗片,具有潜在的杀戮欲望,他无力反抗内心的杀戮与罪恶的欲念,不断臣服于精神鼠疫的淫威,但懦弱使他留下了“我上吊了”的求救信息,在精神鼠疫中他正是挣扎在死亡与救赎中的人物。在这场精神“战疫”中,科塔尔走向和塔鲁完全相反的道路,后者通过个体的死亡获得精神的安宁,他则寄希望于世界的毁灭与群体性的永恒的死亡。科塔尔具有感染者与传染者的二重属性,是真正危险且可怜的人,只有在死亡与混乱中他才能找到自我的生存空间,鼠疫把他和集体真正放置在同一种危险的境遇里,正是这种危险使他暂时摆脱了孤寂无助的单身囚徒困境。鼠疫的结束公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希望,而对科塔尔来说则是监禁与再次被人群抛弃的宣判书。在绝望与崩溃中科塔尔从被感染者转变成传染源,他向人群射杀的结局意味着一个精神鼠疫患者的彻底失败,在射杀中惨死的狗则影射像科塔尔一样所有精神鼠疫罹难者的处境,现实的鼠疫即将结束,精神的鼠疫才刚刚开始。

三、小说风格与现实意义

王禹鉴:加缪的《鼠疫》不同于其《局外人》,后者是一部浸润着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小说。即使加缪本人试图与存在主义划清界限,但他的文学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加缪的小说标签是“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3],而《鼠疫》更多地体现了加缪在表现荒诞之后所思索的人如何进行反抗并且战胜荒诞。奥兰城是加缪精心设置的一个故事背景,当鼠疫降临,更是呈现出荒诞的场景。人们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想互相靠近,却也是因为恐惧充满猜疑而保持疏远。故事的发展有着一股奇怪的张力,奥兰城被封闭后成为孤岛,充斥着分裂,但又有着里厄、塔鲁等人的齐心协力的奋斗。种种看似荒诞的现象让一座小城在波澜起伏之下演绎着真实,像是在《鼠疫》的开篇引用了笛福的那句话。加缪的本意是虚构以隐喻现实,鼠疫仅是一个代名词,它隐喻的不仅是灾难、疾病、一切的恶,更是世间所有的会对人类造成影响和压迫的不可抗力。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里有着人道主义,他的小说《鼠疫》更多的是对人类自我救赎和反抗灾难的肯定,荒诞中带着温情的色彩。站在今天的疫情背景下再看《鼠疫》,荒诞已经不成其为荒诞而成为现实,而加缪在小说里坚持反抗的命题,更给了人类在这一时刻进行反抗的精神力量和勇气。

杨威:加缪的《鼠疫》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弘扬人性的善、关怀与尊重个体,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鲜活的形象,如不辞辛苦、公正率直、实事求是的无神论者里厄医生,面对晦明不定的疫情,果断投身其中,积极斗争、救死扶伤。加缪笔下的里厄医生并不是光芒万丈的英雄形象,也不是充满激情的反抗者,而是一个有耐性、兢兢业业的医生。如记者朗贝尔思想的三重转变,从鼠疫之初的为爱出逃,到边服务边出逃,最后在里厄、塔鲁等真诚朋友的行为影响下终于决定留下来,成为抗击疫情的一分子。如神甫帕纳卢则是一位消极的抵抗者,他忠于教会,恪守天主教教义,但是当他面对那个天真无罪的孩子遭受惨不忍睹的折磨死去的时候,他的信仰也发生了动摇。可以说,加缪反抗的荒诞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尊重,书中众人在一种“无可告慰”的绝望中,咬牙挺住,或失败或成功,维护的是人类承受命运苦难时的尊严感。在1942年《记事》中加缪说:“我想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曾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同时,我想使这层含义扩大到一般意义上讲的生存概念。”[4]联系现实,鼠疫也可以换成任何一种压迫我们的力量,战争、疾病、集权主义,面对它们,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束手待毙,而是奋起反抗,不要失去对过去的记忆,也不要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王月伦: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化蔓延之际,读加缪1947年创作的《鼠疫》,对当下有诸多借鉴与反思意义。疫情期间不同身份市民的生存、心理状态的描写,与大半个世纪后人们面对瘟疫的举措、心理吻合。在瘟疫爆发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市民,会处于抽象与现实的矛盾中,每天发布的新增人数、死亡人数,多少支医疗队、医院多少床位等抽象数字,或是封城、物资调遣、捐款等新闻,让群众在集体意识中认识疫情的发展态势。小说《鼠疫》中记者朗贝尔想方设法出城,医生里厄拒绝给朗贝尔出具健康证明。在新冠病毒疫情中,滞留武汉封城后的人员,有不少人最初想逃离,后来却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加缪在《鼠疫》中对“高尚”“英雄”的观念表述在当下疫情中也有体现。“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1]315《鼠疫》中的英雄观并非是说高尚不应该重视,在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的伟大,如何赞美也不为过,加缪强调了英雄、高尚行为的可贵价值不在于稀有,而是在疫情中每一个平凡人直面自己的恐惧、逃离心理后,完成自己应有的职责,在绝望中抵抗,在绝望中寻找幸福,在疫情中勇敢生活的人便是英雄。

贾敏:我们或许有理由去质疑这样一篇虚构小说的警示价值,而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现今,我们又不得不感叹,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无论在疫情来临之时,还是在疫情过去之后人类的表现始终如一。小说中鼠疫萌发之初,列车员腋下夹着的一箱死老鼠,是没什么大不了的,舞蹈演员观赏着台阶上一只老鼠垂死的抽搐也是无动于衷的。封城之后,个人的情感依然凌驾于这些异乎寻常的变化之上,于己无关的心态催生了更大的灾难。直到城市产生一种相当普遍的恐惧,小城里的民众也真的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了,个人的悲剧终于转为集体的恐惧。我们不由得感叹,小说中街头巷尾的议论在省长看来不过是一场虚惊;省政府的白纸布告也仅仅是为了迁就某种不引发舆论忧虑的渴望,为什么初生的端倪永远得不到当权者的重视。文末作家以一种近乎绝望的态度预言——鼠疫不会灭绝,也不会消亡。“鼠疫”作为偶发的事件,在未来或许会以更多样的形式出现,然而能够真正战胜这些灾难的,只有放弃人定胜天的无知呐喊,承认人类的渺小,正视人性的脆弱。在共同的灾难面前,要重视和理解每一个普通人的恐慌和焦虑,体谅每一个在强烈的求生欲支配之下做出的最本能的反应,因为在灾难面前,个体的命运其实早已不复存在。

温武:阅读小说《鼠疫》让我更加直观、深入地思考这次新冠状病毒疫情,特别是小说中在遏制鼠疫时所采取的封城、隔离、招募志愿者等举措,增进了我对现实的认知和体悟。小说打动我的是加缪创作中表现出的平民英雄主义色彩。作家在小说中指出:“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5]328加缪将目光对准了普通人,并在特殊时期赋予他们英雄的色彩。在鼠疫面前,他们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以人性的温暖吸引人们投入斗争之中。塔鲁与里厄医生的一番对话发人深省:“塔鲁:‘但是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对您可能意味的是什么。’里厄医生:‘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大夫?’里厄医生:‘是苦难。’”[5]307明知道在与鼠疫对抗的过程中会遭受接连不断的失败,却义无反顾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便是平凡人身上迸发的英雄气概。

薛文卿:《鼠疫》所探讨的是杀戮的问题,以及对相关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意义的思考。加缪不止是在记录人类历史上一次可怕的瘟疫,而是想要通过这个事件去放大人类的生存规则与生存现状,用鼠疫去影射现有的荒谬的、牢笼式的生存环境,鼠疫由此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在现实鼠疫中瘟疫和感染者之间的关系是荒谬的，无差别的杀戮者与无辜的、不幸的被杀戮者的关系,象征着人类社会中荒谬的杀戮式生存规则,然而真正可怕的不只是现实的疫情,更是人内心对这种无差别杀戮的认可和不自觉的执行。作者呼求的正是人类通过与内心本能的恶念作斗争,从而摆脱杀戮循环,获得的某一种真正的生命的安宁。杀戮仅仅是一个生存空间,并不是生存目的,为了所爱而牺牲、斗争与守护,从而获得生命的安宁是作者想要探讨的生命意义。《鼠疫》这部小说正是作者在阴冷恶臭的恐怖的疫病里,呼唤一种人类彼此的理解与柔情。鼠疫是天灾,是一场特殊历史时期的灾难,而精神的鼠疫却是人祸,是遗留在人性深处的人类永恒的难题。看得见的杀戮在进行,并且总会结束,但看不见的杀戮一直无限滋生,并不断地循环反复、卷土重来,我想这也是小说结局作者暗示的隐忧所在。

杨剑龙:我们身处疫病流行中重读《鼠疫》有着特别的意义。加缪虽以象征的方式进行小说创作,意在谴责法西斯暴行,但在今天,作品中对各色人等心理心态的细致描写,对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人们与鼠疫的斗争,都可以与我们当下疫情的现状对照起来阅读。虽然加缪被认为是现代派荒诞意味的作家,但是《鼠疫》仍然可以当作现实主义作品阅读。今天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蔓延,我们也可以见到诸多里厄式的白衣天使形象,他们奋不顾身兢兢业业与病魔作斗争,拯救了诸多感染的病患,也有不少朗贝尔式的人物,从想逃离疫区到坚定留守与疾病作斗争,还有诸多塔鲁式的人物,为拯救生命挺身而出担任志愿者,当然还有一些科塔尔式的人物,一心想在灾祸中发财,就像许多倒卖劣质口罩的投机商一样。历史总有诸多相似之处,文学是历史形象的记录与表达。加缪的小说《鼠疫》作为经典作品,其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今天读来仍然具有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感染力。

注:此文为2020年3月30日线上研讨成果

[1]加缪.鼠疫[M].顾方济,徐志仁,译.林友梅,校.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

[2]谢双睿.《鼠疫》中“救赎”概念的消失和“虚无”概念的诞生[J].神州,2019(22)：20.

[3]郑克鲁.加缪小说创作简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3)：53-60.

[4]王家新.在灾难岁月中生活的艺术：读加缪的《鼠疫》[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4(1)：8-12.

[5]加缪.鼠疫[M].李玉明，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文章来源：经典中的法理 网址: http://jdzdfl.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85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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